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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隨著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深入，公司治理數字化備受關注。其理論邏輯是數字化轉型可以降低治理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以及便捷高效的信息溝通，這都將極大提高治理水平。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數字技術更加得到了企業的廣泛認可，大多數建筑企業都將數字化轉型作為重要的戰略舉措之一。為探究疫情影響和當前政治經濟形勢下建筑企業公司治理數字化現狀，特撰寫此文，以期為建筑企業客戶提供公司治理數字化可量化的經驗參考。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也稱公司法人治理或公司管制。新一輪國企改革的“1+N”系列政策的目的是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健全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從公司治理內部相關主體功能定位來看：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依據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規定，股東（大）會發揮行使股東權利，履行股東義務的功能；公司黨委發揮領導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實”，依照規定討論和決定公司重大事項；董事會是法人治理的核心機構，發揮“定戰略、做決策、防風險”的功能；監事會（監事）從“合法性、合規性、盡職性、預防性”角度發揮內部紀律監督的功能；管理層是戰略執行機構，發揮“謀經營、強管理、抓落實”的功能；職工代表大會是國有企業民主管理制度的基礎，國有企業須堅持完善職工董事制度、職工監事制度，維護職工代表有序參與公司治理的權益，落實職工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以上共同構成了當前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的內部組織結構全景。值得關注的是董事會是法人治理的核心機構，董事會決策必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體現。

為直觀反映董事會決策效率，選取董事會決策事項數量、董事會應召開次數、數字化通訊參會人次、數字化通訊參會人次/應參會人次等基礎數據，使用凈利潤為后驗指標，檢驗董事會決策效果。研究結果顯示：

1、2019-2021年，上市建企董事會決策事項數量平均上漲了17%左右，增長主要集中在投融資項目相關決策事項的增加；董事會召開次數平均上漲了3%左右；數字化通訊參會人次/應參會人次占比顯著提升，平均上漲了28%左右。

2、在新冠疫情影響下，董事會數字化決策水平較高的企業“數字化通訊參會人次/應參會人次占比”指標已經達到100%的水平，例如，高新發展、德才股份；少數董事會數字化決策水平較低的企業仍100%采用現場參會的方式，例如，金螳螂、中鋼國際、元成股份、新疆交建、普邦股份、宏潤建設、百利科技，詳見圖1。

圖1：上市建企董事會數字化決策現狀

3、采用數字化通訊手段參加董事會決策占比越高，并不必然導致凈利潤越高；由于虧損原因千差萬別，在剔除虧損企業數據后，發現在當前疫情影響和政治經濟環境下，成功盈利的上市建企采用“數字化通訊參加董事會人次/應召開董事會人次”占比的中位值為50%～70%，如圖2所示。

圖2：上市建企董事會數字化決策與凈利潤現狀

在使用k均值算法進行聚類分析，將Lloyd的算法與平方歐氏距離結合使用來計算每個k的k均值聚類后，使用Calinski Harabasz標準評估群集質量，算法如下公式所示。其中，SS_B是集群間總體方差，SS_W是集群內總體方差，k是集群數，N是觀察次數。

同樣在剔除虧損企業數據后，群集分析結果與圖2中多項式回歸分析結果一致，如圖3所

圖3：上市建企董事會數字化決策集群分類

4、從地域分布上看，董事會數字化決策效率較高，且同時實現較高凈利潤的上市建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重慶。

建筑企業以工程項目管理為核心，其業務主要體現為工程項目的一次性、建筑物的獨特性、項目經理部的臨行時、資源的制約性、跨地域管理等典型特點，導致其管控的復雜度極高。需要建筑企業構建具備數據“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及時性”的高質量數字化平臺，為公司治理決策提供有力支撐。當前，大部分建筑企業都已經投入巨資構建了龐大的信息化平臺，如果企業暫不考慮升級換代，文章建議采用商業智能軟件，與已有信息系統數據庫建立實時鏈接，零成本實現管控體系的數字化、智能化升級；如果企業考慮系統性升級，針對建筑業的特殊經營與生產方式，建議利用互聯網技術、采用分布式模式，研究建立并實踐建筑業互聯網智能制造技術，將集團管控邊界進一步延伸到產業鏈上下游，打造企業級建筑互聯網管控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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